龙氏家族：官宦世家 书香门第
摘自《常德晚报》 沅澧文化2011年1月10日星期一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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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氏家族：官宦世家 书香门第
■本报记者 徐志雄
“源自上古，望出武陵。”这一堂联曾在常德旧时的龙氏家族流行一时，由此也可以断定，武陵郡是龙氏的郡望。
在太阳山柳叶湖的人才群中，龙氏家族似乎是一个典型的文化符号，完美地诠释着中国古代文人的精英模板：为官清廉，诗书传家，修身养性，品格高尚。直至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有不少文化研究者在追溯探讨他们的历史，试图用更多的典籍与文字，重现常德文化史上曾经的辉煌。
四代为官多有廉名
明正德三年（1508年），龙炎中进士，这是常德龙姓重要科名的第一人，也是龙氏家族由此而得显之始。
龙炎以勤勉谨慎之名，得以升任为刑部主事。虽然当时祸国殃民的朝廷阉官刘瑾被诛，但其党羽马永成、谷大用仍把持朝政，常常陷忠良之臣于极刑。而正德皇帝是位好游玩的主儿，对龙炎的上书劝谏很不耐烦，加上马、谷二人的谗言，龙炎很快就在朝堂无法立足了。而此时，封地武陵的荣潘王刚好向朝廷要辅助之官，马、谷二人以此为由将龙炎送回家乡，出任了荣府的右长史。
虽不在京城朝堂，好歹也是朝廷命官，但龙炎的耿直显然同样不招人待见。在王府16年，荣潘王对其貌从心拒，龙炎的出仕之途也就此划上了句号。
这似乎成了龙氏后人为官的一个榜样，同样勤政谨慎，清廉刚直，却往往仕途坎坷，多有磨难，惟有诗书才情，几代相传，声名日隆。
龙德谦，龙炎之孙，嘉靖甲子（1564年）举人，担任湖州教授，淮南知县，后升平乐同知至平乐知府，因勤政过度而染病，辞官归乡养老。
龙翔霄，龙氏的另一支系。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举人。因为官宽仁，处事公正，平事民事纠纷有功，任职为南京军车驾左主事，晋员外郎，户部郎中。在出任贵州程番知府时，又因铲除匪患，颇有功绩。他还代理过督学使，为六部选拔人才，可谓门生不少。可就这样一个有政绩有人脉，前途貌似大好的官员，却因拒绝向高官行贿，请辞而归。
龙德中，龙翔霄长子，明嘉靖岁贡，湖北竹溪县教谕，勤于教学，多有贤名，追封文林郎、四川南川知县。
龙德化，龙翔霄次子，明嘉靖二十五年举人，安徽徽州通判，多惠政，工诗书。
龙德懋，龙翔霄三子，嘉靖岁贡，安徽青阳县教谕，工书法。
龙德孚，龙翔霄幼子，嘉靖三十七年举人，善断案，代理辉县知县时，修复当地书院，均衡田赋，惠利百姓；转任宁波同知，赈济旱灾饥民数万；升南京户部员外郎，革除苛捐杂税，有口皆碑。
龙膺，龙德孚次子，万历七年举人，因得罪权贵被罢官；后被授温州府学教授，迁国子博士，他秉性耿直，疾恶如仇，屡屡上书针贬时政，犯颜直谏，一生三次遭贬，三次戎边，既能下马为文，亦能上马杀敌，驰骋疆场，屡建战功。
龙德孚与龙膺父子同朝为官，虽皆有廉名，然并不顺畅。据说，有一次，父子俩因三年一次的官员考核不合格，都被贬了官,留下了“父子一家同逐客，江山千里各归人。”的诗句。
龙人俨，龙膺之子，曾官至陇州刺史。在他之后，龙氏家族在官场沉浮的身影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诗文儒雅终成大家
说起龙氏一族的才名，在如今看来，应该比他们为官之时的政绩更为耀眼得多。从龙炎起，四代龙氏族人均有不少有诗书文集流传，即便是龙膺两位从未出仕的两位兄弟龙襄、龙京，也有“武陵才子”之美誉，二人贤孝之名，更是受人敬仰。当然，其中最出名的，要数龙膺。
“书成三黜题孤愤，诗就千篇逼大家。”明代著名文学家江盈科用一句诗文不仅道出了龙膺的主要事迹，也道出了他在当时文坛上的深远影响。
龙膺所处的明万历年间，虽然朝政腐败，但文风盛行，言论相对开明。从他21岁进士及第起，他便一脚踏入了那个时代一流的文学圈，随着任职地点的时常变迁，他的文友群也越来越多。至少有5个颇具影响的文学社团及公安派和竟陵派两大文学流派，与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公安三袁”、江盈科、钟惺、谭元春，这些在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与龙膺都有着长期的诗文交往，他们一起游览名胜山川，一起品茗吟诗唱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
在晚年归隐之际，龙膺编辑了描绘家乡武陵、桃源风光美景的散文专辑《溪园六记》。这部完整的山水园林文学著作，成为了当时文坛优秀的 代表作之一。太阳山、柳叶湖、德山、桃花源，在他的笔下风姿绰约地展开。他用大量的诗、词、曲、赋，全面展现了洞庭湖西滨“世外桃源”和美景及深厚的人文底蕴。
龙膺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另一个贡献，当属以原本《蒙史》为内核的西部文学创作。这是一部以反映西部奇特风光的山水文化著作。龙膺在编著此书时，自号“醒翁”，将情感倾注其间，以茶汤为媒，品山水之意，别具韵味。其部分内容至今仍广为流传，被世人公认为茶文化著作。
龙膺善长诗词歌赋，更谙熟音律戏剧。在明代，湖南戏剧创作尚处于兴起阶段，作为对元杂剧进行的改革与创新的重要人物，龙膺促进了明代湖南戏剧创作局面的形成。他精心创作的《金门记》、《蓝桥记》等剧本，“奖义诛贪，表忠建说”，久演不衰，轰动一时。
据相关史料记载，荣定王朱翊珍一生酷爱戏曲，龙膺与他情趣相投，二人交往甚密。荣府不仅上演龙膺编写的戏剧，荣定王还与龙膺就有关问题进行切磋交流，《武陵县志》就记录了二人就音韵问题展开的讨论。
一座名园与一代画僧
据史料记载，龙膺在常德三处建有园林住所，其中名气最大的要属建在柳叶湖畔的氵隐园。
据说，在修园开凿地基时，工匠们挖得一锈蚀古镜，镜背上刻有“千秋福禄”四字。因而，龙膺又将此园取名“千秋阁”，又名“功德母庵”。
群松环绕间，三重楼阁次第排开，园中建的宝月楼正对着柳叶湖烟波碧水。西边的千秋鉴阁，北望可远眺太阳山云峰，朝霞暮霭，变幻不定；南望则是一湖绿水，林水烟波，互为映带，十分壮美。园内有莎萝林，种植奇花珍木；有千秋池，常有鱼翔浅底，鹭飞蓼汀；有六角亭，临溪而台，亭筑其上，名乐鱼亭；有宝月楼，供有水月观音墨像；还建有沤息草堂，白茅为盖，内陈竹床、桐几，设有净业堂、香积厨和净室。延请有高僧、居士在庵内翻解经籍，帮助教徒受戒。
辞官归隐于此的龙膺，显然有意将此地打造成了一座自然山水与精神归宿相契合的“诗意居所”。相传，氵隐园内藏有古今史著数万卷，众多的佛经典籍，金石名画，枚不胜举。
一时间，文人雅士，络绎不绝，氵隐园也成为当时文人谈文结社、歌吟应答的高尚之所，柳叶湖也成为武陵人文最盛的文化象征。
若干年后，柳叶湖畔，一位刘姓的少年走入了这座园所，此刻，园中的旧主人龙膺已经故去，其子龙人俨也是儒雅的博学之人，他以与父亲同样大度豪爽的性情，吸引着天下文人雅士来来往往。
诵经礼佛，参禅悟道，品书观画，吟诗作赋，挥毫泼墨，刘姓少年在此吸收了丰厚的文化养分，其聪慧善悟，让笃信佛教的龙人俨格外喜欢。
崇祯十一年（1638年），20岁的刘姓少年突然在大哭之后，自己引刀削发，血流满面，执意出家，在氵隐园的庵堂内，一位名叫髡残的僧人出现了。
这位被称为“清初四画僧”的著名僧人，以能诗书，善绘画而著称，其画功技法直追元代四大家，上及北宋的巨然。他的作品以真实山水为粉本，具有“奥境奇辟，缅邈幽深、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深受后世推崇。
300多年过去了，名噪一时的氵隐园早已在战火中与时光的磨砺中灰飞烟灭，惟有髡残一直以其人品与画品并重的高华之气，影响着画坛，成为画家心目中的丰碑。
明代后期文学流派
公安派 是明神宗万历年间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子拟古主义针锋相对，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
竟陵派 因为主要人物钟惺、谭元春都是竟陵人，故被称为竟陵派。竟陵派也主张性灵说，是明末反对诗文拟古潮流的重要一派。他们倡导“幽深孤峭”的风格，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徐志雄 整理
（本文鸣谢《太阳山柳叶湖文化》作者梁颂成先生）
龙治清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