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历正月二十三，是故乡的大人会。是日，十里侗寨鼓乐齐鸣，载歌载舞，宰猪烹羊，共祭东山龙氏始祖龙禹官生日。其间多有打铜钱、对山歌、唱大戏等地方色彩浓郁的民俗活动，可谓精采纷呈，万众欢腾。然而，给人印象最深、最为勾人心魄的当属“抬故事”。

       事先根据一代代流传的有关龙氏先祖历经坎坷、辗转迁徙、艰难创业的家族故事，撷取最为振奋人心的若干历史片断，挑选扮相合适的十来个男女小孩，精心妆扮成家族故事中似曾相识的历史人物模型，一人一桌站立或坐卧于八仙桌面，桌下由身材魁梧的勒汉抬着。一路上，十来个男女演员按照特定的历史故事情节，或舞枪弄棒，或怒目斜视，或笑容可掬……放眼望去，确让人勾起记忆中久违的回响，生发思古之幽情。当然，前提是你得经年累月熏陶在代代相传的家族故事中，有关先祖临危受命平蛮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先祖勇武、智慧、亲民的形象早已定格为内心深处激励后人的图腾。

       也许，正因为“抬故事”属于大人会的重头戏，以致不少人疑其为“抬人会”，也就是抬人游玩聚会的意思。倘若如此理解，则实在是不折不扣的误会了。

      家乡方言，大人会的“大”应念“代”音，“大人”一词专用于对父亲的称谓。由此说来，大人会最初当是纪念一位德高望重的父亲而自发的民间盛会；简言之，也就是东山龙氏父亲节。

       这实在是一桩有趣的事儿。随着时世变迁，许多东西“走马灯”一般变过来变过去，很让人目迷五色、应接不暇。而人们口口相传的某些特定称谓，包括咬文嚼字的腔调却是亘古不变，相传千年。

       我突发奇想：循着北宋末年平蛮军人奉命西南平蛮的线路图，五溪—洞庭—江西—东京（今开封），这样一路顺藤摸瓜寻找回去，是否真能找回那曾经风靡北宋东京各个瓦肆和官场的宋代“普通话”。

        徜徉在故乡大人会的人流中，慢慢品咂“大人会”这特定的称谓及其特定的历史缘由，思绪不禁穿越时空，回到北宋末年那风雨飘摇的年代。似乎自己也置身于那么一群由平蛮军人及其家属组成的浩荡队伍，车辚辚，马萧萧，匆匆辞别世居黄河边的亲人故友，辗转千里，跨黄河，渡长江，至江西，然后挥师大西南：由八百里洞庭溯沅江，入五溪，直抵边事日繁的羁縻诚徽州（今湖南省靖州、绥宁一带），“开边拓土”，平蛮戍边。

       往事越千年，人们多为生计所蹙额，不会有人再去纠缠数百上千年前，曾经发生的刀光剑影、悲欢离合的故事。自然，正儿八经的赵宋历史不会有详尽的记载，宋后的史学家也无心去探讨一次次千里转战对于民族存续、民族融合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毕竟，在那遍地狼烟、天崩地坼的年代，受王命驱使而拖家带口、辗转千里、戍边平乱的队伍何至数十数百。

 二

        其实，赵宋王朝对于大西南，尤其对于五溪蛮地的诚徽州还是很看重的：北有辽、金和西夏虎视眈眈；东南临海，北方民族金戈铁马，一过长江，即无险可守；唯有大西南才是赵宋王朝纵深防御的唯一屏障了。至宋神宗改革后，北宋即着手“开边拓土”，加强西南地区的经营。由于北宋王朝更多是忌惮于北方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咄咄逼人的攻势，被迫加强西南的控制，这本身就体现出北宋王朝国力的日渐式微。

        与在北方的诚惶诚恐疲于防御一样，北宋在西南五溪地区的“开边拓土”也遇到了空前的阻力。据《绥宁县志》载，直至宋元丰四年（1081年）始建莳竹县（绥宁县前身），仍然是“夷人住坐，一皆如故，城池之外，即非吾土，道路所由，并系彝界。”由此可见北宋王朝在西南“开边拓土”的被动局面，也折射出当时西南平蛮军人所遭遇的艰难险阻。不必说一路的风餐露宿，一路的舟车劳顿，也不必说兵戎相见、马革裹尸的残烈；真正的考验是：在北宋王朝内忧外患、国力式微的大气候下，如何平定安抚西南一方生灵，巩固北宋王朝这最后一道的屏障。

        考验之一是五溪蛮地羁縻政策由来已久，直接建官设置的条件并不成熟。据《宋史·诸蛮传》载：“诚徽州，唐溪峒州。宋初，杨氏居之，号十峒首领，以其族姓散掌州峒。”可见，由唐至宋初的诚州、徽州均属羁縻州，一直由当地“蛮酋”掌管各溪峒。北宋中叶后一改此前五溪地区以蛮夷治蛮夷的羁縻政策，采取易守为攻的政策转向，强力推行“开边拓土”，在包括诚徽州在内的五溪蛮地建置设官。然诚徽州等地“人情轻躁，易动难安”，在民族矛盾仍然尖锐、民族隔阂尚未消弭的情况下着手建置设官，则奉命西南平蛮戍边的诸路军人，其遭遇的巨大阻力不难想见。其间免不了民族磨合前的相互猜疑、相互龃龉，甚至血醒对峙。相比之下，明初以利益导向为基础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则浪漫多了。

       考验之二是西南没有可靠的战略据点，平蛮戍边缺乏必要的后勤保障。北宋初期长时间没有经营西南的战略安排和动作，北宋中后期在西南所设堡砦几经废置，以致“平时军食吏廪，空竭两路”，“开边拓土”连最起码的后勤都无法保障。北宋元丰年间，湖广安抚招讨使龙禹官奉命至五溪平乱，龙禹官率部从湖南常德直驱沅水，兵分两路，一路沿清水江至古州（今贵州黎平），另一路沿沅水至诚州（今湖南靖州），两路人马会师黎平古城五脑寨，大败“飞山峒”义军。官军虽获胜，然常德至黎平战线遥远，无法及时补给休整，且沿途溪峒义军“旋附旋叛”，黔阳告急，几欲断官军后路。龙禹官果断决策：留一部驻守重要隘口据点外，官军主力暂向诚徽州转移，自己亲率得力将士平息黔阳，退守常德，确保仅有的后勤补给线无虞。

         考验之三是北宋王朝疲于应付北方边患，经营西南的力量明显不足。如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湘西南、黔东南等地苗民举行保“封土”起义，宋廷派遣湖北转运使唐义问、湖南宣抚处置副使龙宗麻等平乱，官兵仅一万余人。这一万余官兵赶赴五溪蛮地的崇山竣岭，不啻置身一片汪洋大海。然北宋王朝亦有难言的苦衷：北方与辽、金、西夏对峙的战线太长，兵力部署早已捉襟见肘，不可能再调重兵至西南“开边拓土”、平蛮戍边了。

        考验之四是平蛮军人世居中原，未曾有西南溪峒作战的经验。西南尤其五溪地区山多峻峭、水多湍急，这对平蛮军人能否适应西南山地作战是严峻的考验。果不其然，平蛮军人在与溪峒义军的对峙中，很快陷入“山溪重复，道路险绝，汉兵虽有精甲利械，无所施”的窘境。

        考验之五是北宋王朝西南政策缺乏连续性，客观上加大了平蛮戌边的难度。虽然北宋自神宗开始，着手西南地区“开边拓土”，但其政策由剿而抚，由抚而剿，一改再改，反复无常。这一方面反映了北宋王朝江河日下的无奈，另一方面也让西南平蛮军人无从适从。如宋哲宗时，迫于西南各族反抗压力，改弦易张放弃绥宁、靖州等既设州县，诏谕湖南、湖北及广西路，“诸路所开道路，始置堡砦并废。”如此一来，西南平蛮军人及地方州县所置战略据点全部毁弃，几乎是全功尽弃。可数年后，至宋徽宗崇宁年间，北宋“开边拓土之议复炽”，重新用兵西南。西南平蛮军人又只得另起炉灶，择险要，筑城砦，屯兵丁，几乎是从头来过。

三

       由于北宋王朝在五溪地区既没有必要的政治宣传作铺垫，也没有可靠的军事据点作依托，使得偏师深入的西南平蛮军人难免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看来，这西南的“开边拓土”、平蛮戍边并非易事，而要实现五溪蛮地的长治久安更是难上加难了。

       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龙禹官病逝常德，其后人龙宗麻、龙望霖先后奉命继续屯兵诚徽州（1103年，北宋“复诚、徽州，改诚州为靖州，徽州为莳竹县”，同年又改莳竹为绥宁县），亦耕亦战，数代经营这块“南控苗穴，北镇瑶巢”的战略要地。

       两宋之际，为缓和民族矛盾，宋廷逐渐将剿抚并用作为经营西南的大策略。有了宋廷上层剿抚并用的制蛮政策作支撑，西南平蛮戍边的策略便有了必要的回旋余地。为长久计，西南平蛮军人一改此前以剿为主的制蛮策略，实行以抚为主、以剿为辅。一方面派员深入溪峒，访贫问苦，招安抚民；另一方面纳贤士，招兵马，慑服溪峒。

       昨日还是你死我活的鏖战，亲人战友临死前的呻吟言犹在耳；今日宋廷圣旨一到，却要强忍悲痛与对手握手言欢，没有一点先国家之急的胸襟实难做到。虽说官军曾在五脑寨、渠阳等地大败溪峒义军，可官军水土不服，人地生疏，损兵折将亦不在少数。

      更让人揪心和忌惮的是：溪峒兵丁桀黠，“屡经背叛，反复无常”，如今奉王命溪峒招安，说不准人  家挟怨报复，还得落个“热脸贴了冷屁股”。

      然王命不可违，招安抚民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其实，西南平蛮军人自己心里也很明白：北宋王朝真要长久经营西南的据点，实现溪峒各族长治久安，招安抚民才是唯一正确的政策选项。更何况，对于国事日非的北宋王朝而言，招安已成惯用伎俩。

       既然要招安，前嫌尽弃自不必说，且更得有以德服人之诚意。那么，就诚心诚意为世居溪峒的百姓办几件暖人心的实事吧。峒民长年刀耕火种，虽然不辞辛劳，但未免事倍功半，耗时费力。溪峒山高坡陡，北方带来的筒车正好用来引水灌溉高处的梯田；溪峒奉牛如神，少用牛耕，但总可以推广人力翻土的“踏犁”……还有，既然峒酋对于原羁縻州所设大小官秩颇为在意，则不妨禀报宋廷，继续授予各地峒酋五花八门的官爵，“许其进奉行州事，抚遏蛮人。”如此一可以收民心，二可以稳政局，一举两得矣。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溪峒南蛮，也绝非不可理喻的“化外”之民。两宋之际，五溪峒酋纷纷率其族姓归附，“进奉出租赋，为汉民。”

       其实也无所谓汉民、峒民，华夏本一族，以至诚之心总能消除隔阂，冰释前嫌。那么，接下来的民族融合就显得那么自然，那么水到渠成。如今绥宁、靖州、黎平等地多有汉、侗、苗、瑶杂居的村寨和院落，可算是两宋在西南招安抚民政策推动民族融合的“活化石”了。

四

       南蛮既已平，总该班师回朝、衣锦还乡了。但班师的圣旨迟迟未到，谁敢轻言班师。或许正为北方强虏压境而焦头烂额的宋徽宗，早已遗忘有那么一支偏师深入西南的平蛮队伍正在焦急等待宋廷的召唤；或许蒙受靖康之耻的徽钦二帝正在金国的囹圄里抱头啜泣，徒发人生苦短回天无力的浩叹；或许侥幸脱险的宋高宗正在一路狂奔，过长江，奔临安，走明州，一路搜寻出海保命的舟楫。

        曾经与金国合围灭辽的北宋，最终是引狼入室，在金国铁骑暴风骤雨般的突袭中委顿飘零；劫后余生的南宋王朝惊魂未定，偏居东南，苟延残喘。都是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年代了，早已无人惦记那一群西南平蛮军人心中的忧伤、焦虑和期盼。

        或许，宋廷在派遣西南平蛮军人之时，本不打算其有朝一日班师回朝。内忧外患的北宋王朝十分清楚：经营西南绝非一日之功，每况愈下的北宋太需要在西南地区，确切地说，在中原进入西南的前哨——五溪地区建立进可攻退可守的持久据点；太需要有那么一支耕战合一的队伍永驻五溪，稳住西南大后方：已经退无可退的赵宋王朝不允许西南屏障再有任何险失。

       看来，班师既无圣旨，回家亦不可能。想必屡经金人劫掠，远在黄河边的故乡早已狼烟四起，墙垣废圮，一片狼藉。只可叹自己身在西南，肩负王命，不能与中原故里父老乡亲同仇敌忾，共杀金贼。“八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可惜我中原大好河山、无尽宝藏，落入敌手。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徜不知自己日夜思念的亲人故友，是否还有死里逃生的希望。但即使幸免于难，亡国奴的日子肯定度日如年，让人受尽屈辱。“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不知偏居东南的南宋王朝何日挥师北上，收复旧河山？

        然而，时间总会改变一切，让人对一切变得淡漠，包括耻辱、责任、意志……

      “靖康耻，犹未雪”，可偏居东南一隅的南朝王朝早已由最初的失魂落魄，转变为彻头彻尾的麻木，全然消逝了收复故土、重振河山的意志。西湖边桃红绿柳的景致、姹紫嫣红的脂粉磨蚀了遗老遗少最后一点点东山再起的决心。或许，遗老遗少们在花前月下不经意吟哦那首“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绝句时，眼前也会浮现出中原故土亲朋好友曾经熟悉渐已模糊的身影，也会在回首中原遗民流离失所的惨状时潸然泪下，但无论如何再也无法拾起光复故土的勇气了。

       对于两宋之际，赵宋王朝偏居东南、不思光复的作派，西南平蛮军人的想法似乎更加理性一些。他们内心深处自然也痛恨北宋奸佞弄权，误国殃民；痛惜南宋王朝蜗居东南，不思进取，很让西南平蛮军人和中原遗民大失所望。但西南平蛮军人转念一想，宋廷一直未有班师的圣旨，说明宋廷已从骨子里看重西南的经营。在国事日非的紧要关头，长驻西南平蛮戍边更凸现其举足轻重的意义。假如圣上真的下旨班师，这些西南平蛮军人倒是真的无家可归了：中原故土已陷敌手，儿时的家园早已物是人已非。

       既然返回中原故土已不可能，那么就奉命赴东南一隅御敌勤王吧。总可以增添一份杀敌御侮的力量，顺便也能见到来自中原故土的熟悉面孔，探询一下家乡的消息，聊慰思乡  殷切之情。然国破家亡之际，岂是儿女情长之时？再说，东南一隅风光虽然秀丽，但毕竟区区弹丸之地，终难持久御敌，怎可与大西南崇山峻岭之纵深防御相提并论？

        还是趁早打消班师回朝或东南勤王的念头吧，转身回到那已经有几分留恋的溪峒，回到亦耕亦战的生命状态，与早已相安无事的峒民一道垦荒辟地，繁衍生息，就在这异乡的土地开辟新的故园吧。只是，这“竹丝峒”的地名，虽然雅致，但少深意，不如改名“东山峒”——毕竟宋廷子民终会有东山再起、光复故土的一天。

        到哪里去的问题无法厘清了，那么从哪里来的记忆总不该忘却。毕竟，曾经的西南平蛮军人身份没有改变，奉命平蛮戍边的使命没有改变，抚民戍边的业绩泽被后世……所有这些都应该演绎为一个个代代相传的故事，让每一个平蛮军人后裔铭记在心。赵宋朝瓦解了，不瓦解也不会有那种气度去书写有关平蛮军人的历史。让赵宋王朝史官感兴趣的，永远是东京瓦肆的木偶戏，还有杭州西湖边缭绕的歌舞。

五

       千古兴亡多少事，是非成败转头空。宋廷给龙禹官父子追封的“扫峒大王”、“扫峒一王”诰封，尽可以理解为宋廷对于西南平蛮军人艰苦卓绝平乱抚民的一种慰藉，但未可细究。真要细究起来，则随着时光流逝，一代代平蛮军人及其后裔除却一个个奉命平蛮戊边的故事，除却谈吐中隐约夹杂的北宋东京口音，除却内心深处永恒的追祖寻根衣锦还乡念想，似乎无论服饰举止、音容笑貌，都已经泯然峒人矣！——我本一峒人，又何必 “扫峒”？

       那年参加家乡的大人会后，夜里作了一个古怪的梦，梦见自己随着大人会的人流，回到黄河边那江宽水阔芦花遍地的故乡。（湖南绥宁龙康云——禹官公第三十世孙）     本文已在中国作家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