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临桂龙氏家族的文化与文学
□ 王德明
摘 要:
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在粤西（广西）临桂出现了一个以龙启瑞、何慧生、龙继栋等人为主要成员的文学家族。龙氏文学家族的核心是龙启瑞，其羽翼是龙启瑞的继室何慧生、其子龙继栋。这一家族在文化特征及文学创作上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清代粤西的文学家族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关键词:
文学家族 文化特征 清代 临桂 龙启瑞 光绪年间 文学创作 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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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在粤西(广西)临桂出现了一个以龙启瑞、何慧生、龙继栋等人为主要成员的文学家族。龙氏文学家族的核心是龙启瑞,其羽翼是龙启瑞的继室何慧生、其子龙继栋。这一家族在文化特征及文学创作上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清代粤西的文学家族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一
龙启瑞《经德堂文集内集》卷三有《先大夫事略》一文述其家世:“姓龙氏,广西临桂人。”龙启瑞的高祖赠文林郎,祖父“诰赠奉政大夫讳济涛,始以文学起家,由乾隆甲寅恩科举人、大挑二等借补浔州府武宣县儒学训导,推升柳州府儒学教授”。他的父亲龙光旬(? -1849),字见田,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举人,大挑知县,历湖南溆浦、湘阴知县、黔阳知县、福建下(霞)浦同知、浙江台州同知。龙启瑞自述其高祖母葬于桂林尧山之下,“方孺人之葬也,家甚微。地师林泉言:他日必贵……后叔祖克昇公举于乡,吾祖继之,伯父及先人又继之。自伯父与先人同时作县令,人始知吾家桐子园墓也。”①由此可见,龙氏家族的几代人早就有了科举和功名上的长期积累。到了龙启瑞时,龙氏家族在科举和功名上的成功达到了顶点。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龙启瑞成为当年的状元,旋即授翰林院修撰。即使到了龙继栋时,他也是同治元年(1862年)的举人,曾任户部主事。科举和功名上的成功给龙氏家族带来了优裕的物质生活,保证了这一家族能享受一般人所向往的生活。龙启瑞回忆童年生活时曾说:“忆予之幼也,承祖父余荫,衣食丰裕,于人无所求。”②这应当是他真实的生活写照。
龙氏家族之所以在科举和功名上如此成功,跟这一家族重视教育、严格的家教与家人刻苦自励、家风纯朴有很大的关系。龙启瑞《先大夫事略》中载:“先王父性刚正,训课子弟尤严。府君晨兴入塾就业,夜分归寝。先王父谓为日新月异,苦心人正自不同。然其躬素茹淡,勤俭自将,实遵王太宜人之教为多。府君既天性质厚,又少年无纷华绮丽之习,惟知以发名成业为事。嘉庆二十四己卯由附学生中式本省乡试举人。”这里所说的“先王父”指的是龙启瑞的祖父,“王太宜人”指的是龙启瑞的祖母,“府君”指的是他的父亲。从这里可以看出,龙氏家族既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同时又高度重视素质和品德教育,强调刻苦精神。这段话虽然只是涉及了龙启瑞的祖父、祖母与父亲这两代人,但由此可见这一家族文化的基本特征,而这正是龙氏家族不断兴盛的灵魂,为龙氏家族的繁盛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龙氏家族早就有好文的传统。上文所引龙启瑞《先大夫事略》一文中说到龙启瑞的祖父龙济涛,在乾隆时期就“始以文学起家”。这里所说的“文学”当然不能等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学,但确实是包括今天我们所说文学内容。龙启瑞的父亲龙光甸在黔阳任上时,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与子龙启瑞、教谕黄本骥一起重修黔阳芙蓉楼,编辑《王少伯宦楚诗》,亲自撰写《王少伯宦楚诗跋》,刻《王少伯宦楚诗》于芙蓉楼碑廊,并作《己亥仲秋重修芙蓉楼落成怀古即事》四首,著有《宰黔随录》一卷、《防乍日录》一卷刊行问世,并有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龙启瑞及龙继栋等实际就是这一传统的延续。毫无疑问,龙继栋的文学创作肯定受到了龙启瑞的影响,其继母何慧生更是给了他直接的启蒙教育。龙继栋在《梅神吟馆诗词草跋》中说:“夫人来归时,继栋尚童幼,读蘅塘退士所编《三百首唐诗》,夫人即教以作诗之法。”这种代代相传的文学爱好与家庭教育,为龙氏家族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二
临桂龙氏家族的文学创作显现出单一山峰式的发展轨迹,即两头低,中间高,而且中间只有一个顶点的特点,龙启瑞是高峰的顶点。
在龙启瑞之前,包括龙光甸在内的前辈虽然进行了一定的文学创作活动,并有了一些作品问世,但从整个龙氏家族的文学创作来说,均属于积累期,是为以龙启瑞为代表的后辈作家的崛起而作的准备。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已无法详细追寻他们的创作了。但他们在粤西文学史上默默无闻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的文学创作成就十分有限。从个人的创作水平及影响而言,他们基本上属于文学爱好者,而非专家。
龙氏家族文学创作的真正崛起,并达到这一家族顶峰的是龙启瑞。龙启瑞( 1814-1858),于文学、学术多有建树。著有《经籍举要》《古韵通说》《尔雅经注集证》《经德堂集》《浣月山房诗集》等。
龙启瑞在诗、文、词几种文体的创作上均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可以说是在粤西文学史上少见的各种文体均工的大家,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其父龙光甸。
龙启瑞的散文深受桐城派影响而又自具面目,为清代粤西散文著名的“岭西五家”之一。从文体的类别来说,有序跋、杂记、碑志、论、祭文、哀辞、传状等,各体均有造诣。以议述深刻,见解精辟令人称道。他所论述的问题涉及面广,内容充实,题材多样。例如他的论说文中,既有针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论知人》《论用人》《论得人》《论理财》《论取人》等,又有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的《隐公论》《宋伯姬论》《论伯夷叔齐》《孟子》《陈平周勃论》《(春秋)不称天辨》《(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也有纯粹探讨学术问题的《论平上去入四声不可缺一及论古韵有某部阙某声之误》《论部分标目》《论方言合韵转声》《论(诗)以双声为韵(说文)以双声为声》《论入声四则》等,这些散文涉及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表现出龙启瑞宽广的视野和兴趣。
龙启瑞的散文多涉及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往往是有的放矢,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不仅他的《论知人》《论用人》《论得人》《论理财》《论取人》这样“论”体散文,就是很多书信也是如此。例如《上某公书》:
某自仲春归里,本拟居家读《礼》,屏除外缘,乃因粤省近日盗风甚炽,湖南新宁逸匪窜入边境,游魂转徙,去会城仅六七十里间。省垣士民向不知兵,一闻戒严,顿生惊怖。城中五方杂处,奸匪尤易潜踪。在省绅耆佥议举行团练捍卫里闾,本邑绅宦无多,不得已,亦以墨衰从事,实因官兵调发且尽,故为此以壮省垣声势耳。见在诸君并力会剿,计不难尽数歼除,所虑者此贼向由山径下出剽掠。我兵居平原旷野,则无由见敌;逾山越岭,则彼得用其所长。亟肆罢我,多方误我,难于取胜。尤可虑者,外府州县,土匪结党,屡数千人。白昼公行,劫掠村市。壮健为之,裹胁老弱,尽于死徙。号哭载道,鸡犬一空。春耕之时,牛种无存,比及贼退,欲耕不得,势将束手就毙。此等情形,大约桂林、平乐、浔洲、柳州、思恩、南宁所属州县,在在有之。地方大吏,苦于兵力有限,经费无多,顾及失彼,仓皇无措。窃今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非得良药重剂,内扶元气,外拔毒根,则因循敷衍,断难痊愈,终必有溃败不可收之一日……
这是一封晋通的书信,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龙启瑞所关注的焦点是当时太平天国起事后广西严重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指出的问题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由此可见龙启瑞散文的特点。
毫无疑问,生逢道咸时期的龙启瑞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桐城派古文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墨守桐城“义法”,但是有所开拓,有所创新。正如他在《致唐子实》一文中所说的:“国(清)朝方灵皋(苞)侍郎其于义法乃益深邃。方之后为刘为姚,要皆衍其所传之绪而绳尺所裁,断断然如恐失之,故论文而至于今日,昭然如黑白之判于目,犂然如轻重长短之决于衡度也。虽高才博学之士,苟欲而驰其势,有所不能。吁,后有作者习归方之所传而扩大之可也,如专守其门径而不能追溯其渊源所自,且兢兢焉惟成迹之是循,是束缚天下后世之人才而趋于隘也。”这是龙启瑞对桐城派古文及其影响的理论认识,同时也是他自己创作实践的宣言。上述其散文的特点,正是这种理论的实践。
在诗歌创作上,龙启瑞的诗取法多家,是“杉湖十子”之一。于唐人为近,于宋人为远;近于性情,疏于理趣,并时有汉魏古风,这与他的散文长于议论有很大的不同。龙启瑞虽然仕途颇顺,但他始终关注着社会。因此,他的许多诗,尤其是晚年之作,表现了他对社会上种种黑暗现象的批判、对人民苦难的深深感叹与同情。这使他的很多诗歌在风格上呈现出类似于杜甫沉郁顿挫的特点,从社会意义来说,已完全具备了“诗史”的价值,例如:
一入山林竞五年,寇氛何事苦相缠。悬知爝火难经日,岂料烟尘竞满天。筹策自来阙气数,江湖随处觅才贤。寒灯枨触觚棱梦,起视风云为怅然。(《十月十一日自桂林北上》)
避地来湘浦,思乡在桂林。喜闻耕钓语,怕闻鼙鼓音。定乱应无术,忧时但有心。幸辞缰绊累,来此一闲吟。(《衡阳闲居杂咏》其一)
这样的诗将个人的身世之感与时事紧密相连,低回婉转,感慨深沉,与杜甫后期的七言律诗神肖毕似,大得杜甫沉郁顿挫之法。
龙启瑞在散文和诗的创作上取得很高成就的同时,其词也有一定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是表现他与妻子伉俪之情的作品,风格朴实,情感浓烈,不以技巧取胜,但以真情动人,最“临桂词派”之前成就最高的粤西词人之一。
如果说龙启瑞的文学创作以其创作的全面性,在诗、文、词三方面的创作达到了这一文学家族的最高峰的话,那么,其妻何慧生则以诗、词两方面的创作为这一家族增添新的内容和风采。何慧生的诗词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龙启瑞诗词创作的继续。
何慧生,字莲因,湖南善化人,龙启瑞继室。龙启瑞死后,自杀殉节。有《梅神吟馆诗词草》。何慧生在世时,就以深厚的文史修养著称。龙继栋《梅神吟馆诗词草跋》云:“夫人幼有至性,尤嗜书史……夫人为女家居,即工咏事,一时有才女之目。”与龙启瑞夫唱妇随,以吟咏为乐,并留下了不少作品,成为龙氏家族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同时也非常重要的是,何慧生亲自教育和培养了龙继栋,因而对龙氏家族的文学创作起了特殊的延续和推动作用。
何慧生虽属女流,但由于受龙启瑞影响,其诗却在保持女性本色的同时,又表现出强烈的男性特征。这种特征突出地表现在她像当时的男子一样,诗歌中充满了忧国之情:
天下兵犹满,司农算已空。群黎饲豺虎,战士几沙虫。扫荡知何日,谋猷误数公。可怜惟赤子,无路诉苍穹。(《感事》四首之一)
日暮寒云合,孤城下落晖。山河皆战垒,来往亦戎衣。壮士骨空在,元戎檄屡飞。顿兵真坐困,未解筑长围(《感事》四首之三)
这二首诗,从题目“感事”、“感时”就可见作者的着眼点。而从诗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天下大乱,战火纷飞,战士人民不断成为牺牲品的形势,更可看到作者强烈的忧世之心,对战士人民的极大同情。那“可怜惟赤子,无路诉苍穹”的感叹,就是这种心声的最直接表达。这样的作品是当时的女性诗人少有的。
拟古是何慧生诗歌中的一大类,它们同样表现出类似于男性诗人的情怀与眼光,例如《将进酒》:
将进酒,君莫辞,今日花开红满陡,明日风吹花满池。风吹花满池,不见风还吹上枝。流光欺人去不回,劝君且进掌中杯。君不见关中楚汉相争处,今日依然无寸土。又不见王绩醉乡李白楼,惟有饮者名尚留。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很少有女性写《将进酒》这类的乐府诗,何慧生不仅写了《将进酒》,而且在表现时光易逝的同时,在诗中后半表达了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关注,这是一般女性诗人很少表现的内容,诗中的那种冷峻更是绝大多数女性诗人所没有的。
何慧生不仅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词人。她的词风与诗风格有所不同,其内容基本上是相思相别,尽显女性温柔,全失其诗的豪迈。描写也比较细致,但不出闺阁之思,不离婉约传统。与其诗相比,则表现了其文学创作的另一面。为这一文学家族的创作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
孙衣言《梅神吟馆诗词草序》云:“夫人之诗固亦未离乎妇人女子之词,而颇能劘切时事,发明义理,异于所谓相炫以文辞者。”这“劘切时事,发明义理”八字最得何慧生诗意。与相似的是韦恩霖的评价:“樵古而不袭,谐今而不俗,兼以忧时感事,语重心长,由是以几于作者之林行,当于名媛集中首置一座。”③
龙启瑞的儿子龙继栋虽然受龙启瑞和何慧生影响巨大,其成就与影响也远不如乃父,但亦有其自己的面目,也是龙氏家族文学创作中重要的一员。龙继栋,字松琴,号槐庐。同治元年(1862年)举人。曾任户部主事、江南官书局图书集成总校,主讲金陵尊经学院,著有《十三经廿四史地名韵编今释》《槐庐诗学》等。
龙继栋诗、文、词均有创作,并同时在文学创作的形式上有了新的突破,有《侠女记》《烈女记》等传奇。
龙继栋诗中最出色的是一些歌行体作品。这些诗以表达诗人的自我感情为主,雄奇奔放,感情浓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例如《《长剑歌》:
剑乎,汝不能斫无意气之丈夫,又不能断叩肎汗之头颅。十年土花晕鳞铗,精气欲共屠刀枯。当日赤文配北斗,至今犹觉风云粗。一龙蟠蛰不得化,光怪往往惊于菟。古来高阳鬼见帝,自称酒徒非大儒。建策一败乃公事,紫霄三尺轻其迂。谁假道人访王佐,将军诸侯随所娱。时贤要有曳落河,眼前琐琐真吾奴。秋风夜呜社鼠啸,空山十里多豺口。剑乎汝好自拂拭,毋便入水为明珠。
作品借宝剑以明志,表明诗人自己的怀才不遇。作品的风格雄奇奔放,自由挥洒,足见诗人才气,真可谓“时贤要有曳落河,眼前琐琐真吾奴”。
龙继栋擅长于诗的同时,还长于词,在《槐庐诗学》之外有《槐庐词学》。他在粤西词的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他继承了乃父龙启瑞等老一辈粤西词人喜爱作词的传统;另一方面,他在京城时,家有“觅句堂”,大力提倡词学,常将粤西词人聚集于此,切磋词法。光绪以后广西词人的创作发展,尤其是“临桂词派”的形成与他有密切关系。但就词的创作本身而言,龙继栋的词作数量虽然较多,但缺乏鲜明而稳定的主体风格和一以贯之的情感,对情感的体验与表现也有所不足。
由上可见,龙氏家族的三位主要成员,龙启瑞以其文学创作的全面性、深刻性达到了这一家族文学创作的高峰;何慧生则以其女性的身份,却表现了男性的风格与情怀,在这一家族中别具一格;龙继栋则以诗风的豪放、文学体裁的多样性取胜,亦是这一家族文学创作中重要的一环。
三
临桂龙氏家族的文学创作轨迹与成就,与其主要成员的在科举、事业上的轨迹与成就高度吻合,这是这一文学家族的一个显著特点。在龙启瑞之前,龙氏家族的主要成员在科举上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并逐渐培养了文学创作的兴趣,为家族的兴盛打下了物质和文化基础,但是,他们在科举上多数考中的是举人,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为官也多为县令,最多不过是州同知之类的中下级官员,绝对算不上显赫。这样的状况,一方面说明了龙氏家族在龙启瑞之前,缺乏出类拔萃的人才,另一方面也限制了龙氏家族的前辈们的活动空间和“居高声自远”的影响力,所以,其文学创作虽有而不显。这种情况到了龙启瑞则有了根本的改变,龙启瑞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中状元,这是清代广西继陈继昌之后的第二个状元,也是广西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状元之一。龙启瑞中状元之后,即授翰林院修撰。道光二十三年( 1843年),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出任广东乡试同考官。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察考翰林詹事列二等,升为侍讲。后出任湖北学政。咸丰元年(1851年),奉命办团练,因守临桂有功而升为侍读学士。次年,升通政司副使,出任江西学政。咸丰七年(1857年),改为江西布政使。这样的成就,不仅在龙家族中空前绝后,而且在广西的历史上也为数不多。科举与事业上的显著成就,不仅显示了他出类拔萃的天质、深厚的学问,同时也为他带来了广阔的视野、丰富的人生体验、高远的见解等,从而使其将临桂龙氏家族的文学创作带入了最高峰。到了龙继栋,相比乃父,科举上仅中举人,进士未第,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事业上的发展空间,因此一生多为学官,主要从事教育及文化事业。这样的科举与事业状况,一方面说明其天质、才气与乃父相差较大,同时也使其视野、体验与胸襟等也不如乃父,其文学创作虽有较高成就,但已难望乃父项背矣。相对于龙启瑞,龙继栋的文学创作成就无疑已降一等。龙继栋之后,龙氏后人的文学创作则基本上甄没无闻了。龙启瑞家族这种科举、事业成就与文学创作的成就高度一致的情况,在整个清代的粤西文学家族中无疑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说明了科举对于文学家族的形成与文学创作的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文学创作本身来说,龙起瑞家族成员之间的创作存在着一个非常突出的共性特征,即对妇女命运,特别是道德操守的关注。龙启瑞在诗歌创作中写了弃妇、思妇、节妇、孝妇四种类型,其中最突出的是节妇(烈女),强调妇女的道德操守。这一特点在龙启瑞的散文创作中同样有表现。他在《书孔母徐孺人守节事》一文中所说:“今世间尟他奇行,惟妇节为最多,自余所见闻荐绅先生之家,下及阊巷细民,可称述者比比也。尝谓妇人之节,较臣子之忠孝为尤难,如宁武子之于卫成,尽心竭力,备历艰险,虽圣人以为不可及。余观世之节妇,往往类是者。或名湮没不彰显,世无夫子,遂不能表而传之欤?抑亦一国之事大而一家之事细欤?”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龙启瑞认为,在当时世间缺少“奇行”的情况下,节妇是当时社会上的一大亮点。而节妇的表现比一般的忠孝臣子的表现更为突出,也更为困难,可惜世人不加重视,因而值得大书特书。正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龙继栋通过诗文大量描写了当时的节妇。也许是受了乃父的影响,龙继栋除了创作《侠女记》《烈女记》等专门描写和表现妇女的传奇之外,在诗歌中有《拟西北有高楼》《捣衣篇》等作品。《侠女记》《烈女记》原作已不可见,但从题目可见其大致的内容与取向。《拟西北有高楼》《捣衣篇》等诗歌作品虽然有对妇女处境与命运的同情,但同时更突出了妇女对丈夫的忠贞。作为这一家族的重要成员,何慧生的创作固然不同流俗,表现出某些男性化的特征,但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其关注女性自身的命运与情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在她的诗词中,描写女性的情感非常细腻,同时也表达了与龙启瑞、龙继栋作品中类似的节妇观,例如《弃妇词》所描写的弃妇,虽然被丈夫抛弃,但依然“惟当化作江边石,望君干载不消磨”,这就表达了相同的声音。当然,我们在看到何慧生在表达忠贞观念与思想的同时,更注重其作为女性的内心情感与命运,这是她作为女性所异于龙启瑞、龙继栋的地方。
龙启瑞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另一个突出的共同点是对时事的关心和民生疾苦的同情。由于龙启瑞、何慧生亲身经历了太平天国之变,对战乱有切身的体会,因此,作品中存在着大量描写时事的作品。此类作品,龙启瑞除了上文说到的《伤乱》之外,还有《感事》《感愤》等,何慧生则有《感事》《感时》等,龙继栋也有《元二之灾九县赤贫奸宄揭竿孤负明教书生无责寓目成叹卜子夏云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也》这样的描写民生痛苦的长篇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龙启瑞还是龙继栋、何慧生,都不是重点表现战乱和自然灾害对自己和家人的影响,也不是主要从政治上分析战乱和自然灾害的起因,而更多的是关注战乱和自然灾害对人民生命和生活的破坏。例如龙启瑞《伤乱》中感叹“嗟彼流离子,其情寔可怜……踪迹觅辄得,号泣声相连。慈母失爱子,老父寻幼孙”。进而表达了“我亦州民耳,去汝一寸间。感叹作变风,因心以成篇。夜闻寒雨声,踯躅安得眠?”《途中纪所见》则感叹洪水之后,“田园俱漂没,陵谷亦迁改。曩者万金室,一朝成冻馁。贫病走四方,沟壑难久待。我闻心恻然,斯民竟何罪。天灾固流行,人事或荒怠。堤防苟不预,幕燕巢终殆。书此流离状,吾将诉真宰。”《感愤》则表达了“兵戈久未息,谋生道愈窘。斯民常苦饥,独食良不忍”的愧疚。“流离子”“斯民”之类的词语是龙启瑞诗中常见的语汇。其散文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其实也与此同调,均基于对现实的关注。何慧生作为女流,其诗同样表现出强烈的忧民之情,如“可怜惟赤子,无路诉苍穹”(《感事》四首之一)、“春社年荒空有树,秋原战后已无村”(《感时》)等,这在女性作家中尤为难得。龙继栋作品中的现实性相对弱一些,但是,也有《元二之灾九县赤贫奸宄揭竿孤负明教书生无责寓目成叹卜子夏云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也》这样的作品,其主旨与写法,与龙启瑞《途中纪所见》类似。
另外,龙氏家族成员在文学创作中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对词的创作的普遍重视。虽然龙启瑞之前的龙氏家族早期成员的词的创作情况我们已无法掌握,但龙启瑞、何慧生、龙继栋三人都有大量词作存世,并且均有相当的成就,这种情况,在清代粤西的文学家族中是不多见的,说明这一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观念较为开放,在创作形式上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与努力,因而使其创作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临桂龙氏家族因重教而科举,因科举而发家,因发家而富于文学,形成了一个代代相传,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成就突出的文学家族,成为清代粤西文学家族中的佼佼者,为清代粤西的文学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直至今日,它仍然是广西人民引以为豪的骄傲。
【注释】
①《东乡桐子园先茔记》,《经德堂文集》卷三。
②《劝学记》,《经德堂文集》卷三。
③《梅神吟馆诗词草题识》,民国二十四典雅印《经德堂诗文集》附《梅神吟馆诗词草》。
④《经德堂文集》卷三。
(王德明,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201 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研究”、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 1年度课题“明清时期广西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分别为:11YJA751066、11BZW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