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龙榆生先生，名沐勋，晚年以字行。1902 年4 月26 日出生于江西万载，1966 年11 月8 日病逝于上海。在家族中行七，故又自称龙七。别号忍寒居士、风雨龙吟室主、荒鸡警梦室主。生平爱竹，40 岁后又自署箨公。其词学成就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是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 龙榆生先生师从黄季刚、陈石遗学诗，从朱祖谋修音韵学和诗词。先后在暨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及上海音乐学院等校任教授。自 1929 年开始撰写词学论文，其词学论文一变以往词界评点论词的形式，对词的起源、词的发展、词的创作、词的艺术风格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重点着眼于唐宋词，推进了当时词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先生于 1933 年至 1936 年，在叶恭绰等人的赞助下，在沪创办了《词学季刊》，前后共出版十一期，后因抗战爆发而不得不停刊，撰有《词体之演进》（1933）、《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1935）、《清真词叙论》（1935）、《漱玉词叙论》（1936）、《南唐二主词叙论》（1936）等。先生于 1934 年 4 月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正式界定词学内涵，系统提出词学研究的八个方面，于图谱之学、音律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这五项清代传统词学成就的基础之上，又提出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三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先生一生收有大量词学文献，包括极为稀见的明代琴谱和民间艺人诗词集。30 年代已藏书数十箱，惜抗日战争中辗转散失颇多。解放初及 1964 年，先后将藏书中善本分别捐赠予上海图书馆、上海音乐学院、浙江省图书馆、广西省图书馆、南宁市图书馆及杭州大学图书馆，其中包括王鹏运、朱祖谋、沈曾植、俞陛云、曹元忠、吴梅、赵尊岳等人的手稿以及包括批注点校的词学文献，又上述诸人间往来论学之信札，亦捐赠无遗。“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家存图籍星散，其自作诗词稿遭毁。含冤去世，后得平反。

人生经历

　　1902年3月19日出生，株潭镇凫鸭塘人，字沐勋，龙赓言之子，堂兄弟中排行第七，故自称龙七，号娱生、忍寒词人、怨红词客等。生平酷爱修竹，40岁以后，用“箨公”一名。1948年后又名元亮。幼聪颖，16岁毕业于其父办的株潭集义小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1917年成婚。1921年由堂兄沐光介绍，前往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从黄侃学习声韵、文字及词章之学，兼做家庭教师，教黄氏次子读《论语》。 　　1923年经郭一岑（万载籍，著名心理学家）介绍在上海一家小学教国文，不久转至武昌中华大学附中任教。 　　1924年至1928年上半年任教厦门集美中学，期间曾拜闽派诗人陈衍（石遗）为师，并到厦门大学拜见过鲁迅。 　　1928年9月经陈石遗介绍，担任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讲师（翌年升教授）兼国立音乐院诗词课。经陈介绍，得以拜谒夏敬观，并进而结识了陈散原（三立）、朱彊村（祖谋，清光绪9年即1883年进士，曾任礼部、吏部侍郎等，近代著名词人，为“清末四大家”之一）、程十发、胡适之等。 　　 1929年与词人夏承焘结为莫逆之交。 　　1931年12月彊村去世，卒前以遗稿和校词朱墨双砚相授，并由夏敬观画了《上彊村授砚图》，后相继有吴湖帆、徐悲鸿、方君璧、蒋慧为等人为其绘《受砚图》。汪精卫系彊村任广东学政时的门人，龙榆生因朱的身后事开始与汪有较多联系，皆多为诗词唱和。 　　1932年与著名作曲家黄自合作完成《玫瑰三愿》等歌曲，成为一代名曲（1997年中央电视台仍在播放此曲，中国音协主办的《词刊》于2003年3月号的封底也刊登了《玫瑰三愿》的歌曲）。 　　1933年下半年兼任复旦大学教席，同年4月其主编的《词学季刊》创刊。 1937年8月13日，因日军炮轰上海，该刊被毁版停刊。总共出11期。 　　1935年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 　　1936年下半年任教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及苏州章氏国学讲习所。 　　1937年因经济十分拮据，龙榆生不顾胃病严重。又兼光华大学5个学校的课，扶病奔走于苏沪和市中心区之间。 　　 1940年4月，龙榆生在未告之的情况下，被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任命为立法院立法委员，为了生计，兼任了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和做了半年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的私人秘书。9月，兼任汪精卫宅家庭教师。他坚持不参加任何政治会议，惟以教书育人研究学问为务。同年12月11日，其父龙赓言病逝于万载马步乌溪壁。20日，龙榆生创办的《同声月刊》创刊号出版。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与负责金陵大学校产的陈嵘（林业研究所所长）合作，将金陵大学全部校产、图书和设备转移到中央大学，避免了被日本人侵占。 　　1943年夏，他以中大文学院院长的资格兼领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博物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当年，他3次去北平，通过张东荪教授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取得了联系，曾做过策动拥有两万装备精良军队的伪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中将教育长郝鹏举起义的工作，但未果。 　　1945年6月，他辞去了中央大学的一切职务，8月任南京“国立模范中学”校长。11月被国民党教育部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后移至苏州狮子口监狱看守所，因与汪精卫的关系以“文化汉奸”罪名而被判刑12年。 　　1948年2月，经多方保释出狱就医。 　　 1949年初至10月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部馆外编审。11月受陈毅接见，在其关怀下，16日即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 　　1950年秋改任文管会研究员。 　　1951年调任上海市博物馆编纂、研究员。 　　1952年由陈毅安排至上海博物馆任资料室主任，并特许其专心撰述，不必随例上班。时与陈毅、钱钟书、章士钊、周作人、夏承焘等常有书信、诗词往来。 　　1956年2月，在陈毅的安排下，龙榆生特邀列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2月6日晚受毛主席接待。“七时半怀仁堂宴会，毛主席接见，握手甚欢。在座有周总理、董必武院长、郭沫若院长、邓小平副总理、彭真市长、沈陈二老。与彭谈甚契，云拟出一刊物谈诗词。入席后与毛主席同一席，居左第二位，与毛对座为周总理。三起为主席干杯。食鲍鱼时，主席问是否秦始皇之鲍鱼，对以此为鳆鱼。主席对众称我学问不及他呢。晚十时，毛主席离席，旋即散归。”在京期间曾与郭沫若论诗。4月，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1958年5月龙榆生被打成右派，由三级教授降为五级教授。 1961年9月摘帽。 　　1962年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授课。是年，施蛰存常与龙榆生往来，讨论词学。 　　1965年11月，龙榆生因毛主席在延安时曾经看过其主编的《词学季刊》，遂将《词学季刊》合订本三册托萧向荣将军交陈毅副总理转呈毛主席。龙榆生研究佛学多年，晚年与赵朴初最为相契。 　　1966年10月中，龙榆生因甲状腺瘤住院。手术后恢复良好，本欲出院。11月1日，家遭上海音乐学院造反派查抄，书稿文物悉被扫空，对龙打击甚大。5日，肺炎复发，高烧不退，渐至昏迷，18日凌晨，龙榆生因并发心肌梗塞，与世长辞。 　　1979年1月16日，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对龙榆生错划右派的问题予以改正，恢复其名誉。 　　1980年3月，其骨灰安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木区余组。

学词经历

　　龙榆生他自幼在父亲龙赓言督责下熟读经史及《文选》、杜诗。十余岁时写《苏武牧羊赋》，便有“发馀几何，齿落八九”的警句，为时人所称。1921 年赴武昌随黄季刚学习音韵文字。黄季刚虽为小学大师，也素喜赋诗填词，曾批点《梦窗四稿》相赠。是为龙榆生学词之始。 1924 年至 1928 年，龙榆生因同门张馥哉的介绍，到厦门集美中学任教。其间，结识了当时执教于厦门大学国文系的著名诗人陈衍（石遗），并拜其为师。一开始即进入了当时诗坛的主流。在集美时，龙榆生也大量阅读了哲学、社会科学、外国文学的著作，并学习日语。这是他一生中除在家乡潜心读书外，又一段极其重要的系统学习时间。1928 年，龙榆生因陈石遗的介绍，到上海暨南大学教书，结识了当时蛰居沪滨的陈散原、朱强村、郑孝胥、王病山、程十发、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夏敬观等前辈学人，因其好学不倦而深受赏识。夏敬观特赋《豫章行》长诗相赠。朱强村更是“一见叹赏。”朱祖谋是公认的清季词坛大宗师。校刊《强村丛书》，享誉学界，学者以为集千年词学之大成。朱氏平生不喜抗颜为人师，而独对龙榆生青眼有加，临终时，曾以生平所用校词双砚赠给龙榆生，并谆谆叮嘱：“吾未竟之业，子其为我了之。”龙榆生随朱氏学词具体而微，据其本人介绍：“（朱强村）先生晚岁以校刊唐、五代、宋、金、元人词为专业，每一种成，必再三覆勘，期归至当，复就心赏所及，细加标识，其关捩所在，恒以双圈密点表出之。虽不轻着评语，而金针于焉暗度。予于此学略有领会，在朱祖谋的引导下，龙榆生的学业日益精进，从此走上了专研词学之路，同时也终身服膺强村词学，堪称朱氏的嫡派传人。从龙榆生的治学经历看，他广从名师，博专结合，眼界开阔，目标专一，所以才成就了词学研究的杰出事业。

词学成就

　　龙榆生于 1934 年4 月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正式界定词学内涵，并提出词学研究的八个方面。他在图谱之学、音律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这五项清代传统词学成就的基础之上，又提出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三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这是当年引导词学界前进方向的一篇宏文，而龙榆生本人毕生治词，范围也不出乎此。今从四方面加以评述。 1、整理词籍，创办词刊晚清以来，词籍的校勘整理蔚为大观。龙榆生以最年少的学人得以参与此事，见到了许多罕见的清代词集。因为这层渊源，龙榆生一生校词主要集中在清代，而且是从晚清近代词入手，上溯至清初的。 　　1931 年12 月30 日，朱祖谋逝世。卒前以遗稿及生平校词朱墨双砚相授，龙榆生秉承遗命，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仍孜孜不倦，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一个地下室里，费了几个月的工夫，校辑刊印了《强村遗书》。 　　1933 年至 1936 年，龙榆生在叶恭绰等人资助下，创办《词学季刊》，前后共出版十一期，后因抗战爆发而不得不停刊。这是第一份词学专门刊物，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份，内容分论述、专著、遗著、辑佚、词录、图画、佥载、通讯、杂缀等九项，受到了整个词学界的广泛支持。这一阶段，龙榆生校辑整理了今释澹归《遍行堂集词》、劳纺《织文词稿》及《强村老人评词》、《大鹤山人词话》等，皆刊于《词学季刊》。 　　1940 年至 1945 年，龙榆生寓居白下，生活较以前稳定，便开始倾全力于词学事业。完成了《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并计划校刻《沧海遗音续集》。文廷式是江西萍乡人，与龙榆生父亲龙赓言系同榜进士。所著《云起轩词》规模苏辛，气度豪迈，在清末异军突起，别树一帜。其词学理论与龙榆生相仿佛，故龙榆生孜孜为其整理遗稿。龙榆生还整理出版了文廷式的其它著作如《纯常子枝语》等，当时钱仲联撰《文廷式年谱》，资料上就得到了龙榆生的大力资助。《沧海遗音续集》是承《强村遗书》中《沧海遗音集》而来，是将《沧海遗音集》十一位作者中仍在世的几位如张尔田、夏孙桐、陈曾寿、陈洵的新作词集加以校辑出版。《续集》后仅能完成张尔田的《遁庵乐府》，而夏孙桐的《悔龛词续》、陈曾寿的《旧月簃词》续稿、陈洵的《海绡词》卷三等未能及时刊行，因为龙榆生当时已身陷囹圄。 　　 　　同时，龙榆生在南京创办了《同声月刊》，该刊编辑体例类同于《词学季刊》，但内容不限于词。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大异，稿件来源及水准已远不如前。 解放后，龙榆生校订了朱敦儒的《樵歌》和《苏门四学士词》。《苏门四学士词》1957 年 8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分《淮海居士长短句》、《豫章黄先生词》、《晁氏琴趣外篇》、《柯山词》四种三册。此集的出版，非但在于利用善本校勘，富有版本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龙榆生调动了自己的词学体验，丰富了对词的标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宋人词在句读上也常有些出入，不能像后来订词律的弄得那么死。这里面确有不少养料，惟在读者善于吸收而已。” 　　龙榆生校订的词集，除《苏门四学士词》与他本人的词学理论、趣味相关外，其馀基本都在为老辈词家整理遗稿，保存文献。直到晚年，他仍挂念箧中师友遗制，谋求以任何形式公诸于世。龙榆生的这些活动，在中国现代词学史，乃至学术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推源溯流，发覆阐微 　　 1933 年起，龙榆生在《词学季刊》上连续发表长篇论文，一改过去评点论词的形式。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当代词学研究的学科建设。这一时期，龙榆生对词的起源、词的发展、词的创作、词的艺术风格以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而重点放在唐宋词。撰有《词体之演进》（1933 年）、《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1935 年）、《清真词叙论》（1935 年）、《漱玉词叙论》（1936 年）、《南唐二主词叙论》（1936 年）等。 　　龙榆生自幼喜读《史记·刺客列传》，由于气质相近，故在词中尤嗜苏辛词派，曾先后撰写《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1932 年）、《苏门四学士词》（1934 年）、《东坡乐府综论》（1935 年）等论文。自明人倡豪放、婉约之说后，对于苏词风格，学者多以豪放目之，而龙榆生则认为应以王鹏运拈出的“清雄”二字来概括。 　　龙榆生还认为常州词派之所以不能臻于极诣，就是因为仅知稼轩之沉着痛快，而未理会东坡的蕴藉空灵。近世词学不为常州派所囿，是因为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都很推崇苏词。龙榆生在论述苏、辛诸人时，站得比较高。他对苏辛词派的渊源、发展、演变以及具体作家风格特色的把握，直到今日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权威性。 　　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1940 年以后，龙榆生论词多转向清代。三十年代中期，龙榆生开始着手《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编撰，以期世人对清词有全局的了解。他研治清词基于两种考虑。一是为当代词学研究及词的创作提供借鉴，二是为保存晚近词学资料。前者撰有《晚近词风之转变》（1941 年）、《论常州词派》（1941 年）等，后者撰有《陈海绡先生之词学》（1942 年）等。龙榆生对清词的研究，既有师承，又有个人的体会，不乏真知灼见。 　　3、研求声韵，辨析格调　 　　从 1928 年起，龙榆生应邀至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在那里陆续结识了萧友梅、李惟宁、黄自等著名音乐家，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词与音乐结合的问题，尝试把传统的诗词规律用于现代的歌词创作。在这种氛围中，龙氏写下了《玫瑰三愿》、《秋之礼赞》、《逍遥游》等歌词，由黄自、李惟宁等谱曲，立即传唱大江南北。《玫瑰三愿》一曲至今仍被之弦管，成为音乐史上不朽的名曲。龙榆生不但勤于实践，而且埋头于词的音乐性研究，对平仄四声、句度长短、韵位安排等做了极其深入的探讨。这项研究从他的早年一直持续到逝世之前，是龙榆生一生用力最勤、创获最多的部分。 　　 基于创作新体乐歌的原因，龙榆生对声韵在词曲中的地位尤其重视。对于四声，龙榆生认为由于四声的性质不同，关系到表达情感。“入声短促，没有含蓄的馀地，所以宜于表达激越峭拔的思想感情；上声舒徐，宜于表达清新绵邈的思想感情；去声劲厉，宜于表达高亢响亮的思想感情。但上、去两声与入声比较起来，总是要含蓄得多，所以上、去互叶，适宜表达悲壮郁勃的情趣。”而平仄四声的错综使用与安排，是为了取得和谐与拗怒的矛盾和统一。龙氏尤其重视去声在词中的运用，自清人万树在《词律·发凡》中强调去声“激厉劲远，其腔高”，近人吴梅在《词学通论》中第二章《论平仄四声》中亦详述去声之重要。龙榆生本人早年在《论平仄四声》（1936 年）一文中提出了去声在歌词上的特殊地位及在词中转折处之关系。及至晚年，见解益发老到。如论述“平仄平”之仄须用去声，“上去”或“去上”的联用等，都富有启发意义。 　　龙榆生还对韵位疏密与表情的关系，词的句法、词的结构、词中的比兴及对偶等进行了剖析。主要成果是早年所撰《论词谱》（1936 年）、《论平仄四声》（1936 年）、《令词之声韵组织》（1937 年）、《填词与选调》（1937 年）及《词学十讲》、《词曲概论》这两部晚年的讲义。他的研究成果，使词的音乐本质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复原。 　　龙榆生《词学十讲》 　　4、重视普及，意在提高 龙榆生毕生治词，不仅面广思精，而且深入浅出。况且，他常年任教于大中学校，面对青年学子，授业解惑，很能了解一般初学者的特点。所以，在大力从事著述的同时，他也费了不少力气从事普及工作。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概论，二是选本。前者包括《词学十讲》、《词曲概论》，二者均系由讲义整理而成，所撰文全部是龙氏本人几十年研词心得，故能深入浅出，有系统地启迪后学。后者包括《唐宋名家词选》（1934 年）、《唐五代宋词选》（1937 年）、《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56 年）；其中尤以《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二书广为流传，深受词学者所爱。历年销售已达数百万册。 　　 解放后，《唐宋名家词选》发行了新版。受时代影响，选目经过调整，更侧重反映词史的全貌。入选词家由原来的四十二家四八九首增至九十四家七○八首。起自李白，迄于张炎，删除了作为附录的元好问词十九首。同时，对当时评价很低的吴文英词由三十八首降为十首，史达祖由十三首减至七首，周密由九首减至五首。词选丧失了特色，仅以保存郑文焯等的评语才得以被学者经常称引。新版的《唐宋名家词选》不足以代表龙榆生一贯的词学思想。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始撰于 1930 年，至 1956 年方才出版。编辑体例同于新版《唐宋名家词选》，也是尽量做到了持论平妥。但这其中毕竟仍蕴含着个人的词学主张。最明显的仍是推重苏辛词派，选陈维崧词达三十四首，居入选者之冠。《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是以谭献《箧中词》、叶恭绰《广箧中词》为蓝本编选成的，谭献以吴伟业居《箧中词》之首，叶恭绰以王夫之为《广箧中词》之首，而龙榆生却标出陈子龙，云：“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来词学中兴之盛，故特取冠斯编。”陈子龙为云间词派的领袖，于明清之际标举唐五代、北宋，反拨明词陋习，对清词的中兴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显然，龙榆生对词史的理解比谭、叶二人更加深刻。 从词学史的角度考察，龙榆生这两部词选的普及有其更深层的意义。自张惠言《词选》出，标举意内言外之旨，周济举四大家以示人学词途径。之后，大小词选不断。清季朱强村《宋词三百首》示人学词规范，论者以为太过深奥，读者难于领悟。1931 年唐圭璋乃为之作笺，然仍失之过深。至此，词学界已开始考虑尝试新的词选读本。1934 年，开明书店同时出版了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及俞平伯的《读词偶得》，恰恰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风格路数，沾溉后学甚多。前者以独特的眼光展示整个词史的风貌，使读者读后，可以进而推求词史及作家作品之间的异趣。后来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胡云翼《宋词选》等皆属于这一类；后者以具体的文本为单位，进行欣赏，从中归纳出若干法则与理论。俞平伯本人的《清真词释》仍属于这一类。

主要著作

　　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 　　《辛稼轩年谱》（1929） 《唐宋诗学概论》（1930） 　　 《东坡乐府笺》（1931） 　　《风雨龙吟室丛稿》（1931） 　　《彊村遗书》（1933） 　　《词学季刊》（主编，1933） 　　《中国韵文史》（1934） 　　《唐宋名家词选》（1934） 　　《唐五代词选》（1937） 　　《古今名人书牍选》（1937） 　　《同声月刊》（主编，1940） 　　《忍寒漫录》（1941） 　　《词曲概论》（1945） 　　龙榆生著作 　　《忍寒词》（1948） 《骸骨舞曲》（独唱歌集） 　　《铜镜的故事》（1955）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56） 　　《苏门四学士词》（1957） 　　《樵歌》（校订，1958） 　　《声韵学》（1959） 　　《词学十讲》（1962） 　　《唐宋词格律》（1962）

人物评价

　　龙榆生是中国著名词人，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为20世纪国内三大词学家。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从事词学的研究、创作和教学，为继承发扬祖国的文化遗产付出了毕生的精力。1933年他创办的《词学季刊》，起到了联系新老词家、交流创作、挖掘保存词学遗佚的作用，推动了当代词学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他整理刻印了《彊村遗书》，对学术界影响较大。他编选的《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唐宋词格律》等书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他在《词曲概论》一书中对词曲的发展和作法做了比较系统科学的研究整理，在词曲作法上提出了音律与思想感情的关系等见解。并从音乐角度研究词学，早在三十年代初任教上海国立音乐院时就跟萧友梅、易伟斋、黄自、李惟宁诸位先生共同研究，开始尝试把传统的诗词规律用于现代的歌词创作。在词学的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等方面，付出了他的心血。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中，还接受了党交给的一项有关某一部门的专门任务，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